韦国忠，男，汉族，党员，1937年11月出生于江苏镇江。1958年从上海支边来到克拉玛依，在新疆石油管理局机械厂铆焊车间当工人。1960年任机械厂锻造车间技术员，1976年任机械厂铆焊车间主任。1964年被评为“自治区五好职工”。
1958年的一天，上海一家橡胶制品厂召开“支边”动员会，动员年轻人前往新疆克拉玛依，支援新中国第一座大油田的开发建设。
时值21岁的韦国忠对“石油”并没有太深的概念，但是，浑身蒸腾着支援边疆建设的热血让他毫不犹豫地报了名。
别看韦国忠只有21岁，已是厂里的技术骨干。1951年，韦国忠跟随大哥，沿着父亲生前的足迹来到上海。因为父亲生前就在一家纺织厂里做技师，大哥在人民政府的安排下，如愿在纺织厂里工作。而韦国忠不甘心在家吃闲饭，走进了一家橡胶厂做了铆焊工。
橡胶厂里的产品五花八门，在这里做铆焊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。韦国忠继承了父亲的秉性，不仅勤学好问，并且还有一股子钻劲儿。很快，他就能与厂里的老工人一比高低。第二年，他就成了厂里的技术骨干。第三年，他又被评为先进生产者。
“支边”动员会激发了韦国忠等一批年轻人报效祖国的强烈意识，并由此踏上开往新疆的列车。只是他们没想到，新疆竟如此遥远。
火车“轰隆轰隆”走了三天两夜，终于停在了兰州站。大家以为到了目的地，没想到被告知，距离新疆克拉玛依至少还有一半的路程，更想不到的是，后面坐的不再是火车，而是拉设备、拉矿石的敞篷大卡车。
一路上，大卡车卷起的尘土像是古战场的滚滚浓烟，而一眼望不到尽头的戈壁滩，仿佛带他们正走向天边……五天四夜，当他们的兴奋感在漫长的颠簸中消失殆尽之时，克拉玛依终于到站了。
韦国忠本以为支边只是一场运动，等过一段时间达成目标之后，他们还会回到上海。但是，当他把青春和热血洒向这片热土，当他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，他明白，他的心已在这里扎下了根，需用一生来浇灌。
韦国忠来到克拉玛依后，根据他的技术特长被分配在新疆石油管理局机械厂铆焊车间。车间党支部对这位从上海来的年轻“老工人”很器重，让他跟随陈国才师傅当学徒工。
陈国才来自东北，三十多岁，身材高大，曾在伪满政府的机车厂当机师。陈师傅技术好，但脾气也大。韦国忠第一次站到他面前时，他对着车间主任一个劲儿地摇头：“这小子太瘦弱了，我们是跟钢铁打交道的，每天都要把铁锭钢板从机床上搬上搬下，你塞给我这么个小毛孩儿，不是给我添乱吗？”
“陈师傅，话不能说得太早，让小韦先干一干再说嘛，不行咱们再换好吗？”车间主任劝说道。
“好，有你这话就行，不行我可就把他退给你了！”陈国才说着话一回头，发现韦国忠就站在身后，脸色一沉说：“嘿，你个臭小子，竟在背后偷听。快给活去，把那些钢锭都给我扛过来！”陈师傅指的那堆钢锭，每块足有几十公斤，他想在现场试试韦国忠是不是这块料。
韦国忠本想反驳两句，但终究是把话咽了回去。他默默走向那堆钢锭，一口气连续搬了七八块。陈师傅一看，不再作声了，心想：这个瘦弱的小伙子还真有一把子力气！
俗话说：教会了徒弟，饿死了师傅。从伪满时期过来的陈师傅也存有这种旧观念，他不想把自己的“绝活”轻易传授给别人。
有一次，师徒俩制作一台发动机，工序进行到螺旋桨部位时，陈师傅突然停了手，让韦国忠去库房取配件。要知道，这个部位的技术活是韦国忠最想掌握的，可他又不能不听师傅的指令。于是，他用百米赛跑的速度冲到库房，领了配件再用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回来。即便这样，他还是晚了，师傅已完成了关键部位的装置。
韦国忠心里很清楚，师傅是有意把他支走，因为他取的配件在现场根本就没有用。这件事大大挫伤了韦国忠的自尊心，但同时也激发了他强烈的斗志：螺旋桨这个难题，不信离了师傅我就攻不下来！
下班后，韦国忠就把图纸和模型带回宿舍仔细研究，夜里又到车间开“夜车”。经过三天三夜的琢磨和试验，凭借他对机械制造出色的悟性，螺旋桨的难题竟让他攻破了。
当韦国忠把自己摸索制作出来的螺旋桨拿给师傅看时，只见陈师傅瞪大了双眼，一边反复查验，一边不停询问：“这是你做的？这真是你自己做的？”在得知是韦国忠花了三天三夜琢磨出来的时候，陈师傅突然哈哈大笑起来：“好小子，真有你的，看不出你还真有一股子钻劲儿！”
从此，陈师傅无论做什么工艺，不仅不再背着韦国忠，而且师徒二人还共同搞起了研发。大家看到，他俩越来越不像一对师徒，更像一对正在合作搞革新的技术人员。
1960年8月，刚刚提拔为锻造车间技术员的韦国忠上任不到一个星期，就接到了上级下达的一项任务：制作一台高达十几米的炼钢高炉，限期一个月。
这台炼钢高炉是为新疆八一钢铁厂建造的。当年，八一钢铁厂也是白手起家，筹建之时要啥没啥。为了完善配套设备，早日炼出钢铁，他们向全国各地寻求支援。当时，克拉玛依机械厂在自治区很有名气，八一钢铁厂于是就把难度最大的核心设备制造交给了克拉玛依。
这么大的家伙儿，别说没做过，原先连见都没见过。而且，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难题是：面对数十吨重的钢板，以及制作炼钢炉所需的材料，他们居然没有相应的切割工具。因为切割钢板需要电气焊，而电气焊需要“电石”，可是当时克拉玛依也缺少“电石”。
车间会上，职工们七嘴八舌、议论纷纷，“没有工具，这活儿没法干呀！”“对呀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！”不少人都打起了退堂鼓。
“同志们，我们面临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苦战。但正是这样的苦战，才能锻炼我们的意志。谁若是吃不了这个苦，现在就可以离开，不会扣大家一分钱。但是，一旦开工了，就必须全力以赴、坚持到底！”韦国忠用他坚定的话语和强烈的信心，赢得了绝大部分职工的支持。
在韦国忠的带领下，车间成立了“青年骨干小组”，专门负责啃“硬骨头”。但是没有切割工具着实让人头疼，厂里一时也解决不了这个难题。“难道就让这个大项目泡汤吗？不行，活人岂能让尿憋死？”韦国忠暗下决心，再硬的钢板也硬不过人的斗志。他带领职工找来钎子、钢凿，和大家一起光着膀子抡起铁锤，硬是将20毫米厚的钢板一张一张凿下来，然后再一块一块焊接在高炉框架上……
一个月后，一座十几米高的炼钢高炉如期在厂房外的空地上高高竖起，犹如一尊顶天立地的罗汉，述说着机械厂工人的刚强意志。
当八一钢铁厂的领导前来验收时，看到简陋的厂房，再看着一个个精瘦的工人，惊讶地说：“就是你们用钎子一凿一凿地把高炉做起来的？太不可思议了，这真是个奇迹。你们石油工人太伟大了！”
一枝独秀不是春。作为车间技术骨干，韦国忠发现车间里的年轻人虽然精力充沛，但技术和经验却不足。为了更好地发挥和调动青年人的积极性，他将车间9个年轻学徒工组织起来，成立了“青年突击队”，带领他们不断学习，提高技术水平。
在按照设计图纸准备下料时，韦国忠发现图纸上的某个部位与他们即将开工生产的产品有误差。经过仔细比对，原来是图纸将油气进口设计成了出口。如果按照设计图纸，他们生产的产品不仅不合格，还将埋下严重的安全隐患。
韦国忠让大家立刻停止下料，自己拿着图纸准备去找设计单位修改。有人劝他：“这样不太妥当吧？图纸可是权威人士认可的，人家会认为我们这些工人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！”
韦国忠却说：“有错就必须及时修改，这是对我们的产品负责，也是对机械厂的声誉负责！”
为了节省此事层层上报的时间，韦国忠选择直接去找设计单位。等走到设计单位大门时，他心里一下又很忐忑。因为此前从没听说过有哪个工人给设计单位提意见，但韦国忠相信自身的判断，毅然走进大门。
当设计图纸的同志看到韦国忠指出的问题后，深吸一口凉气，随后就紧紧握住他的手说：“太谢谢你了，若不是你及时指出来，这批产品就废了，我这一辈子可就完了！”在承诺尽快修改之后，这位设计人员拉着韦国忠的手，一直把他送到大门外。
上世纪八十年代，为了使油田设备在制造工艺上有一个更好、更高的提升，机械厂决定在大院内建造一台龙门吊。这项任务又落到此时已担任铆焊车间主任的韦国忠肩上。
这个高十几米、长三十多米、重达千吨的龙门吊，不仅焊接和高空吊装的难度非常大，而且安装技术方面的要求一定要达到毫厘不差的精准度。
韦国忠深知责任重大，整日里不是埋头于图纸审核中，就是奔波于细节查验上。而在施工现场，他不是在晃动红蓝小旗，就是在吹哨子下达命令。从早到晚，处处可见他忙碌的身影。
“你现在是主任，怎么比当技术员还要忙？你这么拼命，到底想图个啥？”有人问。
“我不图什么，只图从我手里出去的产品都挑不出毛病。所有的设备、产品都是我的‘作品’，谁希望自己的作品有瑕疵呢？”韦国忠说。
直到1993年退休，只要是韦国忠负责生产的制品，都是精益求精，绝少有瑕疵。同时，他还先后完成大小机械革新150多项。负责制造的7个龙门吊，其中一个至今仍在使用。
把机械产品当成“作品”，这是韦国忠朴实的想法，也是克拉玛依第一代机械制造加工技术工作者崇高的追求。不正是这一件件精雕细琢的“作品”，让克拉玛依油田谱写出一篇篇动人的华章吗？
